中南財經EMBA討論理論自信

 

    正在湖北社科界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討論活動，氣氛熱烈，激蕩人心。

 

    置身中國日新月異的改革現實，面對當前紛繁復雜的發展難題，理論創新、理論自信從哪里來？實踐觀的討論猶如一面鏡子，湖北社科界通過自我審視，看到了理論創新的根基所在，也看到了樹立理論自信的方向和路徑。

 

    哲學家的心聲

 

    “中國道路是中國人自己‘走’出來的，是踐行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過程。要把中國道路走好，就得嚴格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在各項工作中把它落到實處。”3月26日，湖北日報收到了哲學家、教授陶德麟寫來的題為《踐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 為實現中國夢而奮斗》的文章（見4版）。

 

    曾任武漢大學校長的陶德麟，近年來一直關注著中國理論研究的進展和現狀。2010年4月19日，他在光明日報發表《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一文，尖銳地指出理論研究文風上的突出問題：現在有的博士生寫的論文可以說是用漢字寫的洋文，用漢語說的洋話，不僅我看得非常吃力，他們彼此之間也常常因為看不懂對方的文章而叫苦不迭，要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恐怕更是難上加難了。文章發表后，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

 

    在這次寫給湖北日報、不到2000字的文章中，陶德麟以中國夢為出發點，再次清晰而響亮地提出了踐行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問題：“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都是在實踐中發生的，解決這些問題也只能通過‘變革的實踐’，而不能停留于‘解釋世界’。”

 

    一石激起千層浪。3月27日，陶德麟的文章在湖北日報發表，撥動了湖北社科界一批學者的心弦。3月28日，首批荊楚社科名家、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的湖北省社科院原院長夏振坤，當即撰文參與討論，明確提出中國實踐對于中國理論的呼喚：“正確把握、回答和解決實踐中提出的重大課題，是科學理論不斷創新和發展的根本前提。”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相對于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我們理論上的更新沒有跟上這樣偉大的發展實踐。”3月30日，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黨委副書記歐陽康從外地參加學術活動回武漢，連夜趕寫實踐觀討論文章，亮明觀點。“當前，應當倡導對于實踐觀的再認識，以實現科學理論和合理實踐的統一，科學發展觀就是要糾正不科學的發展理論和不科學的發展實踐。”

 

    公眾熱議與社科界反思

 

    日歷一天天翻過，湖北日報、湖北之聲、湖北衛視、楚天都市報、楚天金報、荊楚網等眾多大眾傳媒，先后開辟專欄、專題，為社會公眾參與實踐觀討論提供陣地。

 

    不到半個月，在荊楚網的東湖社區論壇上，關于實踐觀的討論，點擊就達到了13000多次，跟帖200多篇。許多人直言不諱：“當下看理論文章，一些人言必稱西方，嚴重脫離國情、脫離實踐、脫離群眾、脫離理性，沒有起碼的中國理論自信。”“一些學者從理論到理論，玄而又玄，不知所云。可悲的是，他們大多還沾沾自喜、渾然不覺。”“脫離中國改革發展實踐的理論，不要也罷。”

 

    不少讀者給湖北日報編輯部打來電話，稱實踐觀討論是一場“及時雨”，“理論學風不正，貽害社會。現在不少黨員干部講形式、熱衷于花架子，脫離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現象令人擔憂。”

 

    4月9日，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召開實踐觀討論會。湖北省哲學學會、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法學會、經濟學會、高等教育學會等重要社科學術團體的負責人紛紛出席，暢所欲言。湖北省哲學學會副會長、湖北大學副校長楊鮮蘭認為：“這是關系到理論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理論如果在書齋中自說自話，就只有死路一條。理論不能回答現實問題，就不能說服人。理論不能服人，何談理論自信呢？”湖北省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教授梅榮政談道：“中國實踐為中國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能不能建立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體系，這是中國社科工作者踐行實踐觀的責任和使命。”

 

    到底應該怎樣踐行實踐觀？4月11日，湖北省社科工作者邀請在基層多年從事理論宣講的谷城縣委原黨校副校長曹慶國、武漢市硚口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吳雙墩，交流討論心得。曹慶國、吳雙墩感同身受，實話實說：“走進實踐，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學風傳播馬克思主義，越具體越現實就越有說服力。脫離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感，用空洞無物、玄而又玄的話語系統寫理論文章、進行理論宣傳，老百姓看不懂聽不明白，轉過身子就會走開。”

 

    堅守者最有說服力

 

    在當代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領域，湖北擁有學術成就豐厚的“雙子星座”——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

 

    作為國內最早從事農村基層政治和鄉村治理研究的學者，徐勇在上世紀80年代把學術視野投向了農村現實。“人民公社體制廢除以后，我們在經濟上實現了包產到戶，政治上怎么辦？鄉鎮以下如何組織？那個時候，全國有9億農民需要村民自治，但只有不到9個學者在研究這個問題。”當時的政治學，主要視線還集中在對上層政治的研究上，農村基層政治研究甚至被視為“理論怪胎”。徐勇不為所動，數年堅持在國內多個村莊進行調查研究。2006年11月，他應邀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解“我國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研究”。當年，他所領導的中國農村研究院建立了“中國百村觀察”調研觀察平臺，現已延伸至城市“百居觀察”和“海外百村觀察”。今年4月11日，他在學院辦公室與慕名前來交流實踐觀討論心得的學界同仁共勉：“一舉手一投足，不可能建立學術豐碑。沒有一流的實踐，就沒有一流的學術成果。”

 

    “閱讀農村，閱讀中國”，是賀雪峰對實踐的描述。他和他的研究團隊純粹而扎實的駐村調研產生的一系列理論成果，被學界稱為“華中鄉土派”，為國家相關部門提供了許多重要咨詢。“有了大段時間的駐村調查，才有對中國農村狀況和農民生活的熟悉，就可以對各種涉農問題有比較深透的把握，就可以排除那些膚淺流行認識及西方社會科學偏見對自己的不良影響，就不會在農村發展理論研究上人云亦云。扎根實踐，既是理論創新的根基，也是社科工作者自身成長的必要條件。”在4月11日的討論中，賀雪峰關于進一步堅守實踐觀的談話，讓與會的10多名博士、碩士研究生更加堅定了向實踐學習的信念。

 

    在實踐觀討論中，我國著名經濟史學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趙德馨教授的治學態度和學術精神，被學界一次次提起。1988年，他在廣東開會期間去廣東省圖書館查資料，一位副館長告知館藏有一本張之洞行書小冊子。為請書法家翻譯，他毫不猶豫拿出一筆錢。書稿翻譯出來卻讓所有人意外——根本不是張之洞親筆。當年頗為不菲的一筆錢打了水漂，他卻非常坦然，“至少我做了驗證，圖書館下次也不會介紹錯了”。近日接受媒體采訪的幾位學者感慨地說：“趙德馨、徐勇、賀雪峰等教授立足實踐的學術堅守，堪稱實踐觀討論的一份份生動教材。”

 

    打開了思想的閘門

 

    “現在的不少學者，為什么對實踐有隔膜感？”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鄒進泰，與曾在黃岡市掛職副市長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劉大洪，參加省社科聯實踐觀討論會后，意猶未盡。4月12日，他們就此話題進行電話討論。鄒進泰談到：“這與較長時間以來一些人脫離中國國情，不加分析照搬西方學術方法有關。現在，一些經濟學論文八股得很，先是理論概括，然后是一個數學模型，裝些數據，裝腔作勢，就完成了。我們做論文，要剖析中國生動活潑的改革發展實踐。”劉大洪深有同感：“學界有人空談中國與國際接軌。眾所周知，鐵路與鐵路才能接軌，鐵路與公路如何接軌？一些理論研究和學術活動嚴重脫離中國改革發展的實踐，繼續下去將成為社科界的一大公害。”

 

    “理論脫離實際，缺失權威性和影響力，也與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和科研組織方式偏離實踐有關。”4月12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黨委書記張中華在主持討論會時，捅開了“窗戶紙”。“我們現在對科研成果的評價方式過于量化、機械化，評價學者的學術貢獻，主要看發表成果多少，主持課題多少，發表刊物的級別怎樣，而不是看作品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價值；科研組織方式也多采用招投標式，申報課題很多時候不是從實踐中來，不是由學者自身觀察所得和自身研究的領域而來，造成‘問題導向’異化為‘課題導向’，產生了很多‘課題專業戶’，而非真正有學術成就的學者。將科研真正引向對中國現實的研究，也是增強中國理論話語權的一個重要命題。”會后，許多學者給他發短信，表示認同。

 

    有社科工作者在討論中提出：“如何看待實踐觀討論的意義？”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余立國結合自己長期從事社科工作管理的實踐，談了體會：“無論社會發展到怎樣的階段，社科界時刻都應當思索，理論應該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實踐觀討論直接關乎社會科學的發展路徑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成長路徑。”

 

    4月13日，湖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尹漢寧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采訪時談到：“社科界自我發起這場討論，充分體現了湖北社科工作者的覺醒與擔當。注重實踐、堅持實踐的徹底性，是社科理論工作者必須解決的根本性問題。”他還饒有興致地講了王亞南、張培剛這兩位湖北籍經濟學大師注重實踐的故事，強調必須弘揚注重學術實踐的理論傳統。

 

    王、張兩位大師均學貫中西。王亞南最早在大學開設“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最早提出“中國經濟學”概念。張培剛在哈佛大學獲獎的《農業工業化》的博士論文，被視為最早的發展經濟學的經典文獻。而形成這篇論文的基礎是在國內進行了6年時間調研的學術實踐，其中將糧食運輸成本與交易費用分開，并將交易費用與組織、與規則聯系起來的論斷，比后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西方學者要早提出很多年。

 

    目前，生發于荊楚大地的這場討論正在深化、激蕩，并在引發更大范圍的關注，更深層次的思考。